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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志田 | 把天下的取向嵌入国家:民初“好人政府”的尝试

2019-10-08 16:35 近代史研究

作者罗志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

原文载《近代史研究》2019年第5期,注释从略

把天下的取向嵌入国家:

民初“好人政府”的尝试

罗志田

内容提要

1922年,胡适等精英读书人曾提出“好政府主义”,不久更出现了一个为时短暂的“好人政府”。这个看似插曲的历史现象有着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缘。好人政府背后的“贤人政治”,大体是一个适应天下时代的传统理念;好政府主义强调政府应积极作为,又更适应现代的国家时代;而时人面对的北京政府,恰是一个具有现代形式却又延续传统小政府理念的政权。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,形成多重的紧张。那是一个政治伦理转换的时代,新旧政治伦理的纠结容易使人感觉无所适从,却也留下更宽的尝试空间。把一个天下的政治模式嵌入现代国家,又要让一个不思作为的现代政府积极起来,这些充满张力的取向如何关联互动,是一个需要重新讲述的故事。

关键词

天下;国家;贤能政治;好人政府;好政府主义;无政府主义

1922年5月,蔡元培等人发表胡适起草的《我们的政治主张》(以下多简作《主张》),提出“好政府”的主张,批评“国中优秀分子”不肯“加入政治运动”;因为“好人笼着手”,导致“恶人背着走”,所以想要实行过去的“贤能政治”,以实现一个“好人政府”。同年9月,以王宠惠为总理的新内阁组成,十位阁员中一人是前清举人,八人是留学生,学历最差的内务总长孙丹林也曾进过清末的山东大学,因此被誉为“好人政府”。但这个好人内阁不过昙花一现,仅维持了两个多月就被迫结束了。

过去多从军阀干政角度认识和表述“好人政府”的失败,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,却只是一个表层因素,其后有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缘。好人政府背后的“贤人政治”,大体是一个适应天下时代的理念,用在后天下的现代民族国家里,就有很多格格不入之处;同时好政府主义又主张政府应积极作为,这更适应现代的国家时代,与传统的小政府理念背道而驰。两个实存紧张的取向结合在一起,颇具诡论意味。时人面对的北京政府,恰是一个具有现代形式却又延续传统理念的政府,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,形成多重的紧张。一面要把一个天下的政治模式嵌入现代国家,同时又要让一个不思作为的现代政府积极起来。这个最终未能成功的尝试进程,就是本文要述说和探讨的。

一、“好人政府”的语境

如康有为在民初所说,“中国向者非国,而曰天下也。故其立国之法,与今大异”。不仅如此,在“天下一统”时代和“列国竞争”时代,国家的“治法”也完全相反。被确立为经典的《大学》对治国和平天下做出了明显的区分:天下言平不言治,本无所谓治法。故康有为的立言是有分寸的,他泛说天下时便言“立国之法”,说“天下一统之国”时方言治法。虽回溯及传统,仍更多立足于现代。

据陈志让更“现代”的表述,传统中国政治是以“有道无道”作为判断的标准,而现代政治的标准是“合法违法”,两者的冲突几乎是不可调和的。在实际冲突发生的时候,卫道的人要卫道,护法的人要护法,解决的方式也是完全对立的。最具诡论意味的是,两者的社会构成却又是一致的,即他所谓“军—绅集团”。由于“护法和卫道”都靠同一批人,“几乎等于派罪犯当警察”。话说得有些得罪人,但至少以前中国的士大夫,一向就是一身而兼运动员和裁判的。

这一切都与“天下”的转化相关。近代中国一个根本的变化,就是“天下”的崩散及其多重演变——向外转化成了“世界”与“中国”,向内转化成了“国家”和“社会”。其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,让人无所适从又不得不有所抉择(详另文)。这样的转化,正如陈先生所谓道与法的紧张,揭示了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变化,就是王国维所说的“道出于二”。且中西两个“道”的冲突和攻守之势(西强中弱)是明显的,陈先生所说的“法”,其实就是西来的“道”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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