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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军长征背后的玄机

2019-10-09 08:30 多学多看

1934年10月,赣南的骄阳依旧似火,于都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:红军在夏天就征购了大批稻米,并且一直在大规模扩红。

上世纪30年代,蒋介石为了选拔军政人才,在江西庐山创办了军官训练团。图为1933年7月,蒋介石在江西庐山,与训练团副团长陈诚一同检阅受训军官。这些人后来成为围剿苏区红军的骨干。

选编于《中华遗产》撰文/长歌

上图为第五次“围剿”苏区时,追击红军的国民党部队穿越湖南城镇,引来大批群众围观。

“扩红”是红军对招募新兵的叫法。某一天,被贬出中央的毛泽东委员,带着一名警卫员,来到于都的共青团办事处。他悄悄地通知一位叫刘英的“红小鬼”:马上离开于都,去瑞金的中央苏区报到,接受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。

“我对他说我离不开,”五十年后,刘英回忆道,“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扩红定额哩!”

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,他命令刘英必须回去。刘英虽然困惑不解,但还是遵命回到了瑞金。五十公里的路,她走了两天,当然,与她不久之后将要踏上的路程相比,这不过是小小的散步而已。原来,毛泽东让刘英回去,是要参加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壮举——长征。

这段史实,出自美国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所著的《长征·前所未闻的故事》。1984年,索尔兹伯里在几百次的采访中,遍访幸存的老红军,并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,重走了部分长征路。这本书披露了红军长征中的许多惊人细节。

长征前的保密工作非常严格。不仅连刘英这样的基层干部不知道,连高级干部都不甚明了。索尔兹伯里写道,为了躲避蒋介石飞机的轰炸,红军总司令部迁到了瑞金以西的云石山。在那里,干部们见面时总是互相会意地说:“转移的时间就要到了。”有时他们会互相问“你走吗?”回答不一。一些人回答:“当然。”另一些人则说:“不知道。”说这话的往往意味着不走。多年以后,唯一一名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员蔡孝乾回忆:“这消息传来,就像在一池清水里投下一块大石头。”大部分年轻的红军战士只知道要去打一场大仗,也意识到他们要冲出包围圈。很多人还领到了过冬的棉衣(这使他们很吃惊),所有的人都要在干粮袋里储存上十天的粮食。

图为1935年初,红军撤出江西苏区后,国民党政府在原苏区乐安县举办“乐安各界劝匪宣传暨欢迎匪军投诚官兵大会”。国民政府一面加紧“围剿”,一面用宣传机器来瓦解红军。蒋介石的日记表明,他的确有招安红军的想法。

“其实,长征的准备工作在长征之前半年就开始了”伍修权这样告诉索尔兹伯里。当年,伍修权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,李德与中国同志的交流,均有伍修权这个第三者在场,所以伍修权的回忆很有份量。李德是德国人,来华之前,他对中国知之甚少。然而,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,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之前,他这个外来“和尚”,享有中共的绝对权威,毛泽东正是因他而受到排挤。

李德在《中国纪事(1932-1939年)》里写道,长征的计划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做出的,印证了伍修权的回忆。自从李德接手指挥红军后,他命令红军在固定的阵地上与强大的敌人打阵地战,这导致红三军团在保卫广昌的战役中伤亡惨重,广昌也在1934年4月28日失守。广昌是赣南苏区的门户。广昌失守,苏区的失陷,就只是时间问题了。李德回忆,1934年5月,在瑞金的会上,他首次提出主力部队向“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”的设想。伍修权回忆,为了保守这个重大机密,长征的计划开始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,仅有中共最高领导人博古、李德、红军总政委周恩来、中央政府主席洛甫(张闻天)和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知晓。索尔兹伯里遗憾地写道,中国历史学家一直未能发现关于长征准备工作的任何具体指示、备忘录或命令。他甚至觉得,讨论长征问题,似乎只是博古和李德两人之间的事,连周恩来都未能参加全过程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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